在我們這個“華裔+猶太=美國”的家庭，她18個月就認識字母表，3歲閱讀《小婦人》簡寫本并開始學彈鋼琴。

索菲婭是我的第一個女兒。我丈夫杰德是個美籍猶太人，而我是個華裔。這樣，我們的孩子就成了“華裔—猶太—美國”人，屬于一個似乎頗具異國風情的人群。確切地說，在某些社交圈子里，這類人的數量還不少，尤其是在大學城里。

在英語里，索菲婭的名字代表“智慧”，而這個詞的發音，很像是我母親給孫女取的中國名字—思慧。

從索菲婭呱呱落地起，她就顯示出極為理性的稟賦和特別專注的能力，而這些品質得益于她的父親。當時，尚在襁褓之中的索菲婭總是乖乖地入睡，整個夜晚都不吵不鬧；偶爾啼哭，也有著格外明確的目的。那時，我正在撰寫一篇有關法律的文章(從我供職的華爾街一家法律事務所休產假后，我拼命地想找到一個大學里的教職——這樣我就不必再重返華爾街了)，僅僅兩個月大的索菲婭對此似乎十分理解。在她1歲之前，她都是那么安然而沉靜，只是睡覺、吃東西，并瞪著一雙純凈無邪的大眼睛，看著時常文思枯竭、大腦短路的我。

索菲婭的智力發育比較早，她在18個月時就認識字母表。我們的小兒科醫生從神經學的意義上否認這種可能性，他堅持說，這只是小孩子的牙牙學語。為了證明這一點，他拿出一張由蛇和獨角獸等小動物喬裝打扮的大大的字母彩圖。醫生看看圖片，瞧瞧索菲婭，然后再把目光轉向圖片。他狡黠地眨眨眼睛，指著一只披著睡袍、戴著貝雷帽的蟾蜍所代表的字母。

“Q！”索菲婭用稚氣的嗓門尖聲地叫道。

“無師自通……”醫生驚訝地咕噥著。

我在一旁為醫生的非正式測驗暗暗緊張。終于到了最后一個字母，那是一條飛吐著數根血紅舌頭的九頭蛇。“I。”索菲婭依然準確無誤地讀出了它。

索菲婭在上幼兒園時就非常出眾，尤其是在數學方面。當其他孩子還在用創造性的美國式方法，以小棒、珠子和錐形物體等道具學習從1數到10的時候，我已經在用死記硬背的中國式方法，教索菲婭加、減、乘、除，以及分數和小數，而它們是很難用小棒、珠子和錐形物體來演示正確答案的。

杰德和我結婚的時候曾達成協議，要讓我們的孩子說中國的普通話，但遵從猶太人成長的禮節。(我雖然是在信奉天主教的家庭里長大的，但對宗教信仰并不十分執著，因為天主教在我的家庭里并沒有扎下多深的根，是到了后來才有了更多的影響。)回想起來，這真是一個可笑的協議。因為我的家鄉在中國福建，我自己并不會說普通話，而杰德壓根兒就不信教。我雇了位能不斷和索菲婭說普通話的中國保姆。在索菲婭兩個月大的時候，我們也第一次歡慶了猶太人的“光明節”(Hanukkah)。

待索菲婭長大一點點，我們發現她似乎吸納了兩種文化中最優秀的部分。她秉承了猶太人永無止境地追求和刨根問底的精神，也從我這里學會了各種各樣的技能。我并不是指任何天生就擁有的技能，而是指那些以中國人的方式培養出的勤奮、自律和自信，并讓這些素質不斷拓展的技能。

剛剛3歲，索菲婭就能夠閱讀《小婦人》(Little Women)的簡寫本，能夠進行簡單的歸納，并用中文寫出100個字的短文，還不包括其中的數字。當我看到美國的父母試圖用一次又一次的表揚，來鼓勵孩子完成那些諸如畫出一條歪歪扭扭的線條或學會揮舞小棒這樣極其簡單的任務時，我發現中國父母有兩件事超越了美國的父母：(1)他們在孩子身上寄予了更高的期望、更美的夢想；(2)他們更在意自己的孩子在人生路上到底能“走”多遠、能“跳”多高。

我也渴望看到索菲婭能夠吸收美國社會最優秀的文化，不希望她像很多亞洲孩子那樣，最后成為機器人似的怪胎—有的孩子從父母那里感受到難以承受的壓力，甚至僅僅因為在國家公務員考試中得了第二名就會去自殺！我盼望她多才多藝、全面發展，有自己醉心的業余愛好和著迷的活動，但不是任何小興趣(比如“手工勞動”這種努力方向不明確的活動；或者更糟，去練習敲鼓，最后可能染上吸毒的惡習)，而是更有意義、更難掌握、更能發展高深的藝術造詣、提高自身潛能的愛好。

基于以上的想法，我為女兒選中了鋼琴。

1996年，就在索菲婭3歲的時候，她張開稚嫩的雙臂，迎來了生活中的兩件新鮮事兒：第一次鋼琴課，還有她可愛的小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