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開我們的“美國夢”——父親拿到了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學位，我們三個姐妹也相繼走進哈佛法學院、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捧回碩士和博士學位……

我姓“蔡”(Chua)——普通話的漢語拼音是“Cài”，我喜歡自己的姓氏。我的家鄉在中國南方的福建省，一個盛產學者和科學家的地方。

明朝神宗年間，我父親的家族里，有一位直系的先祖蔡武能在朝廷做天文學家，他同時也是個哲學家和詩人。1644年，當時的明朝正面臨著滿清入關的危境。因為技藝全面、學識淵博，武能被皇帝御封為朝廷的兵部重臣。家族中最珍視的傳家之寶(事實上，也是我們唯一的祖傳遺物)，是由武能手書的長達2 000頁的專著，該書闡述了中國最古老的經典之作《易經》。這本牛皮封面上寫著一個“蔡”字的傳家之寶，如今就醒目地擺放在我家起居室的咖啡桌上。

我所有的祖輩都出生于福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們先后乘船前往菲律賓，據說那里有更多的機會、更好的生活。

我姥爺原本是一位儒雅、慈祥的教書匠，為了維持生計，他不得不放下教鞭去賣大米。姥爺不信教，尤其不擅長經商。而姥姥是一位非常美麗而虔誠的佛教徒，盡管她所信奉的觀音菩薩并不看重物質的享受，可她還是希望丈夫的生意更加紅火、興旺。

我爺爺經營魚醬的生意，他是個好脾氣的商人。和姥爺一樣，既不信教，也無緣于經商。我精明能干的奶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做塑料制品的買賣(主要是為強生公司生產塑料容器)賺了許多錢，然后，她把盈余都換成了金條和鉆石。變得富有之后，她在馬尼拉最具聲望的社區買了座華麗的豪宅。后來，奶奶和我的叔叔開始在火奴魯魯收藏蒂法尼玻璃制品(Tiffany glass)、瑪麗·卡薩特(Mary Cassatt)和布拉克斯(Braques)的畫作，并在火奴魯魯擁有了獨立產權的公寓。同時，他們皈依了新教，并在飯桌上用西式的叉子和湯勺代替了中式的筷子，活得越來越像美國人。

我母親1936年出生于中國，與父母舉家遷往菲律賓時，她才兩歲。后來日本人占領了菲律賓。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月，她失去了尚在襁褓之中的小弟弟。我也絕不會忘記母親曾經向我描述的那幅恐怖畫面：一群日本兵抓住了舅舅，他們掐住他的脖子迫使他張大嘴巴，然后一邊拼命地給他灌水，一邊殘忍地獰笑著，想要看看可憐的舅舅會不會像只充氣過度的氣球那樣砰然爆炸。

1945年，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領導的美國軍隊解放了菲律賓。

母親清楚地記得美軍吉普車駛過街頭的情景，在士兵們向人群不停地拋擲火腿罐頭時，當時還僅僅是個小女孩的她，追著軍車一路上歡呼雀躍。

戰爭結束后，母親到一所修道士開辦的中學讀書。在那里，她改信了天主教。后來，她以全班第一的優異成績畢業于圣托馬斯大學，并獲得了化學工程學位。

我的父親對移民美國總是充滿向往。頗有數學天分、酷愛天文學和哲學的他，對在唯利是圖、爾虞我詐的生意場上周旋的家族生意深惡痛絕，本能地反抗家人為他作出的每個安排。甚至在他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就拼命地尋找去美國的機會。后來，馬薩諸塞州的麻省理工學院批準了他的入學申請，他終于“好夢成真”。

父親在1961年正式向母親求婚，同年的晚些時候，他們就雙雙來到波士頓。當時并不知道，這個地方正是美國的靈魂所在。他們用微薄的獎學金維持日常的開銷，甚至無法負擔冬季的取暖費。在他們初到波士頓的那兩個冬天，常常要裹著毯子來保暖。可是不到兩年，父親就拿到了博士學位，并在印第安納州西拉斐特的普渡大學擔任助教。

在美國中西部長大，我和三個妹妹時時感受到我們與別人的不同。

我們每天都要用保溫盒將中式午餐帶到學校，而我是多么渴望像其他同學那樣吃到一塊夾著臘腸的三明治！父母要求我們在家里說中國話，如果一不留神說漏了嘴，在言語間夾雜著一兩個英語單詞，立刻就會為此受到懲罰：用筷子打手板，而且是被狠狠地打。每天下午，我們都得演算數學、練習鋼琴，父母從不允許我們到朋友家過夜。父親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我都要恭恭敬敬地為他脫下皮鞋和襪子，遞上拖鞋。

我們的成績通知單一定要完美無缺—我們的朋友也許會因好幾門功課得到“B”而獲得家長的獎勵，可我們哪怕是在全“A”中僅有一個“A–”，都會令父母感到難堪。記得八年級那年，我在一次歷史考試中得了第二名，學生和家長都參加了頒獎儀式。有位同學因為全優的成績獲得基瓦尼斯獎，還在會上受到特別褒獎。頒獎儀式結束后，記得父親只對我說了一句話：“千萬、千萬不要再讓我像這樣丟臉了！”

我的朋友聽到這個故事之后，他們通常以為我的童年恐怖無比，可這并不是事實。實際上，在這個讓外人感到怪異的家庭里，我汲取了奮發向上的力量和信心。在剛開始步入美國社會的時候，我們完全就像一些局外人；但逐步地，我們融入了美國社會，成為美國人。

記得父親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凌晨3點。他是那樣的專注，甚至常常無法察覺我們走進了房間。我至今還記得他興奮地向我們推薦墨西哥玉米面豆卷、邋遢喬辣汁肉末三明治①、奶品皇后等各種風味美食，以及可以敞開肚皮吃個夠的自助餐，更別提那些帶我們去坐雪橇、滑雪、捉螃蟹和野營的開心時光了。

記得上小學的時候，有個美國男孩嘲笑我將飯店的單詞“restaurant”發成了“rest-OW-rant”，他一邊做著鄙視的手勢并模仿我的口音，一邊狂笑不止。就在那一刻，我發誓要徹底擺脫我的中國口音。參加女童子軍、玩呼啦圈、進行詩詞競賽、到公共圖書館看書、在“美國革命的女兒征文比賽”獲獎，以及為父母加入美國籍而自豪的情形，都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至今都感覺歷歷在目。

1971年，父親接到去加利福尼亞大學任教的聘書，于是，我們全家打點行裝來到美國西部城市伯克利。在那里，父親留長發，穿著帶有“和平”印記的夾克衫。后來，他對收集葡萄酒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建造了一個能容納上千瓶葡萄酒的酒窖。在他因自己的混沌理論而成為國際知名學者時，我們開始在世界各地旅行。我的高中二年級先后在英國的倫敦、德國的慕尼黑和瑞士的洛桑就讀。在父親的帶領下，我們甚至把足跡留在了遙遠的北極。

然而，我父親仍然是個中國式的家長。

到了該選擇并申請大學的時候，他堅持讓我就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當時我已經被這所大學錄取)，并且要住在家里。這就是說，我要面對一種全然沒有校園生活的學習—這樣的選擇令我極其痛苦。我開始違抗父命，一如當年他對家庭的反叛。我偽造他的簽字，悄悄地申請了我聽人們談及的一所位于東海岸的學校。當我公開自己的秘密行動，告訴父親我已被哈佛大學錄取時，他的反應真令我大跌眼鏡——從大發雷霆逐漸轉變成為女兒驕傲，他折騰了整整一宿。

盡管在女兒離家時會有一絲淡淡的哀傷在他心里揮之不去，但父親后來享受到了很多的自豪時刻——我從哈佛法學院畢業；他的二女兒美夏懷揣畢業證書走出耶魯大學和耶魯法學院；而他最開心的，是他的三女兒美文也上了哈佛大學，并在那兒拿到了碩士和博士學位。

美國改變著生活在那里的人們。

我4歲的時候，父親曾經對我說過—“你將來嫁人一定要嫁給華裔。嫁給非華裔男人？哼，只要我還在喘氣兒，就絕對沒門兒！”但是最后，我卻嫁給了杰德，一個有著猶太血統的美國人。如今，我的丈夫和父親居然成為了最好的朋友。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父母對殘疾人并無特別的同情心。即便是在今天，許多亞洲人也將身患殘疾看做是令人羞愧之事。因此，在我最小的妹妹美音帶著唐氏綜合征①的先天殘疾來到這個世界時，母親經常為可憐的小女兒傷心落淚，一些親戚也勸我們趕快把她送到菲律賓的慈善機構去。可母親并沒有這樣做，她拜訪了對殘疾人進行特殊教育的老師，聯絡了不少擁有殘疾孩子的父母。很快，她就開始不厭其煩地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美音一起玩拼圖，并教她畫畫。當美音該上小學的時候，母親就教她讀書，和她一起練習乘法口訣。如今，美音已在國際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游泳項目上先后奪得過兩枚金牌。

擔心數千年燦爛的華夏文明在我這里不能得以延續，對沒有嫁給中國人我似乎有那么一點點惋惜。但對我來說，更多的是對美國給我們提供的自由天地和機會心懷深深的感激。我的女兒生活在美國已不再有異國他鄉之感(我有時候還會有)，而對我來說，那絲淡淡的鄉愁并不是一種負擔，而更像是一種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