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整體性”和具體性構成了天底下父母們巨大的憂慮。不只在座的各位朋友有，臺灣天下雜志社的《康健》雜志，在2008 年曾做過一個調查。我也在山東、上海、四川、福建的一些中學做過一些抽樣調查，大家可以看到，父母對孩子成長的憂慮是多方面的，而在臺灣大概有55.8%的父母認為教育子女要比自己所從事的任何工作都要困難。在我調查的那些學校，因為面對的是初中和高中學校，父母們的憂慮指數更高了。認為教育子女比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困難的初中學生的父母達到了70%以上，高中學生的父母竟達到了92.7%。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孩子越大，父母越會覺得自己越難以“掌控”，這一切來自應試教育所形成的巨大的壓力，對未來的憂慮、親子關系的惡化，于是茫然感、無助感、緊張感成了家庭中四處彌漫的文化。

　　2008年上半年，我到山東濟南某校做家庭教育的報告。這所學校是當地的名校，學生的父母大都是大學的教授、政府官員和成功商人，平時有不少所謂的成功人士會對學校和班主任的工作有些不以為然，在家校溝通方面情況欠佳。那天也不是休息日，學校通知的是晚上六點半開始做講座，很多家長是一下班就餓著肚子從全城各處趕來的，六點半之前，人就全部到齊了。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大家就在燈光昏暗的操場，坐在孩子的小方凳上聽講座，無人說話、接電話、出去方便或早退。后來學校的老師說為了這次講座，校領導都捏了一把汗，生怕這些家長也像平時一樣不給學校情面，中途人走了太多，讓講座者難堪。我說，其實我在全國各地的家庭教育講座，聽眾的認真程度都比較相似，大家作為學生的父母，都是心懷憂慮的人，在很多家長“不給情面”的背后，恰恰是一種對自己孩子成長的深度關切，只不過有時候由于諸多因素，這樣的關切表現得有失分寸和理性。作為學校當然也要充分地理解作為深度焦慮一代——“深焦一代”——學生父母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