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關于中醫的生存和發展、中醫科學化、中西醫結合的關注和討論都很多，而且這種討論不限于醫學界內部，而是和現代與傳統、科學與非科學等話題糾纏在一起。實際上，中醫之爭絕不是一個新的話題，早在75年前，中醫就掀起過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風波，這就是1929年的“廢止中醫案”事件。

中西醫論爭步步升級

晚清時期，西方醫學大規模輸入中國。以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細菌學、臨床診斷學為特征的西醫在中國大行其道。

1925年中醫界謀求將中醫納入學校體制，卻因受西醫界抵制而流產。此事導致中西醫界關系迅速惡化，兩大陣營間水火之勢漸成。

西醫界稱中醫為舊醫，稱自己是新醫，將中西醫之爭視為“新舊之爭”、先進與落后之爭;而中醫界稱自己為國醫，稱西醫為西醫，將中西醫之爭視為“中西之爭”。中醫界對西醫的攻擊難以冷靜與客觀，而西醫界之激進人士對中醫界之批評更近乎苛刻。雙方譏諷與謾罵之言日趨激烈。此后，中西醫界的爭論，逐漸由學理討論泛化為意識形態爭論。

1929年2月，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圍繞著“廢止中醫”問題，余巖、褚民誼等人先后提出了4項相關議案。其所列廢止中醫之具體辦法，將目標鎖定在根除中醫之生存基礎上：即通過中醫登記，聽任年老中醫老死，不準辦學而使中醫界后繼無人，以達到中醫自然消亡之目的。這種釜底抽薪之策，真可謂老辣而陰狠。

考慮到余巖提案過于激進，中央衛生會議最后通過的廢止中醫案——《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其實施辦法則顯得和緩許多。該議案規定了廢止中醫之三條原則：“甲：舊醫登記限至民國十九年為止;乙：禁止舊醫學校;丙：其余如取締新聞雜志等非科學醫之宣傳品及登報介紹舊醫等事由，衛生部盡力相機進行。”這便是著名的“廢止中醫案”。

衛生會議通過“廢止案”

盡管如此，議案一旦實施，中醫之廢止便僅僅是時間問題了。也正因如此，中央衛生會議所通過的議案及余巖之提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了以陳存仁、張贊臣為代表的上海中醫界的反擊，也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

中醫界之抗議舉動，得到了上海各大報館的同情。從3月初開始，中醫界開始在上海《新聞報》、《申報》上發表在上海召開全國醫藥團體大會之通告、通電。這些報社也陸續發表社評，給予輿論支持。上海其他社會團體也予以支持和聲援，尤其是商聯會及國貨會之通電，對國民政府的衛生部及中央衛生會議猛烈抨擊，促其收回成命。

上海中醫界之抗議、抗爭舉動，引起了社會各界之關注。天津、杭州、蘇州、南京等地中醫界紛紛發表通電，支持上海中醫界抗爭舉動，派人參加全國醫藥團體大會，并致電國民政府衛生部，請求取消決議案。

中醫界的抗爭，同樣刺激了上海的西醫界。西醫界代表人物余巖、汪企張、胡定安等，紛紛在各大報刊上發表言論回應中醫界的批評。

中醫界反抗廢止中醫案，一開始便不與西醫就中醫優劣問題作學理上的討論，而是逐條批駁余巖等人廢止中醫之理由，并將中醫存廢置于政治意識形態層面進行論辯。

3月11日，上海醫界春秋社等8團體發表通電，指責余巖利用衛生部和中央會議等行政手段，打壓中醫界，將其廢止中醫上升到“摧殘國粹學術”的高度。他們一再申明，“中醫自有中醫診斷之法，勘定病別之類，”并非“巫祝讖緯之道”。針對余巖在提案中指責中醫“反動”之語，中醫界聲稱中醫完全合乎三民主義，是“極端之極端的民生主義”，是“極端之民族主義”。這種駁難，顯然已非學理爭論，而是意識形態化之政治攻擊，是將中醫存廢問題提升到是否擁護三民主義的政治層面，爭取政治上之優勢。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中醫界反而指責西醫界廢止中醫乃違背三民主義之舉，并喊出了“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國主義”等政治性口號。

與廢止中醫關系密切的還有藥界的“飯碗問題”。故中藥界與中醫界始終統一行動、團結合作。廢止中醫藥，涉及到了全國各地數百萬中醫藥從業人員的生計問題。中藥材之銷售額，每年數以億元計，在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醫若廢，全國中醫藥從業人員包括中醫師、藥商、藥工、藥農便失去生計，政府也失去大筆利稅收入。

同時，由于中國產西藥無法滿足需要，只能大量依賴進口，增加貿易逆差，給中國經濟帶來沉重負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醫界明確打出了這樣的旗幟：“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公開宣告提倡中醫中藥之目的是：“促進健康，強種強國，維護民權;職業自由，掃除障礙，張吾民權;發揮天產，推銷中藥，富裕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