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社會和文化對自殺行為的影響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理論是法國社會學家Email Durkheim于十九世紀末提出的。根據與社會整合程度的不同，Durkheim將自殺分為如下三種類型(Durkheim曾經提出了縮命性自殺的概念，但是沒有進一步闡述)：

　　1. 利己性自殺：自殺者缺乏或喪失個體社會聯系，沒有和重要的社會團體整合在一起。缺乏家庭整合作用可以用于解釋未婚者、喪偶者的自殺率高于有穩定婚姻關系者，特別是有小孩者。農村社區比城市社會有更強的社會整合，所以自殺率較低。新教徒之間的聯系比天主教徒松散，因此其自殺率較高。

　　2. 利他性自殺（altruistic suicide）：自殺者與社會的結合過度密切，個體為團體的利益而犧牲自己，如日本士兵在戰爭中的自殺，幾年來某些宗教和政治信仰者的自殺式爆炸等。

　　3. 失范性自殺（anomic suicide）：在社會制度重大變革及政治動亂中，個體感到無所適從，失去了一般的道德、行為規范而致精神頹廢，感到理想破滅(disillusionment)、失望，則出現自殺。Durkheim認為這是十九世紀西方國家自殺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我國文化大革命中知識分子的自殺可稱為這類自殺的典型例證。經濟情況和社會地位急劇變化，感到無所適從而自殺者也屬于這一類。

　　幾十年來，Durkheim的觀點遭受了不少的批評，但社會關系在自殺病因中的地位一直沒有受到懷疑。Sainsbury（1955）報告美國某地28個自治鎮三十年間自殺率的改變，發現自殺率與社會隔離（如獨居，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及社會解體（social disorganization ）有關。其中社會隔離最為重要，對自殺率的影響比貧困更為明顯。Paffenbarger和Asnes調查了哈佛大學和賓洲大學的225名自殺死亡的學生，發現這些自殺者與對照組比較，童年期父母離異或父母死亡的比較明顯地要高一些。

　　社會心理因素的研究顯示：社會不穩定、政治危機、失業、貧困，社會關系惡化以社會心理刺激的形式作用于個體，在個體素質（包括心理素質與健康素質）不良、或刺激過于強大的情況下，導致個體精神崩潰，成為自殺的主要原因。在各種社會心理刺激中，又以人際關系的中斷或惡化最為重要。與配偶的嚴重爭吵、家庭成員不和、工作中與人相處不好，戀愛問題等是自殺行為的直接起因或誘因。另一方面社會因素如社會支持、個體因素如豐富的經歷，良好的素質作為耐受刺激和危機的重要力量，必須予以同樣的重視。總之，不能脫離社會環境、社會關系來研究自殺問題，應當視自殺為一種社會現象。

　　其它社會學理論，如功能主義（functionism）、沖突論(conflict theory)、標簽論(labeling theory)都根據自己的理論觀點作出過對自殺的社會學解釋，在此不再詳述。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有關社會學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