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大黃鴨，想必許多人都很喜愛，隨著世界各地的亮相，大黃鴨的粉絲也越來越多。大黃鴨的流行折射出人們對于公共藝術的喜愛，今天就一起來了解一下，為什么大黃鴨這么受歡迎。

大黃鴨的來歷

荷蘭藝術家弗洛倫泰因 霍夫曼以經典浴盆黃鴨仔為造型創作的巨型橡皮鴨藝術品系列，名字喚作“大黃鴨”。

大黃鴨的“輝煌戰績”

2013年春夏之交，大黃鴨棲身維多利亞港，造成了香港萬人空巷的盛況。起初，在傳統媒體對此并不熱衷的前提下，它僅僅依靠微博、微信、INSTAGRAM、FACEBOOK等自媒體就實現了病毒式傳播的轟動效應。其中，新浪微博里的那句萬人一詞的自拍神配詞“愚蠢的人類”甚至實現了超過4萬次轉發。無獨有偶，同年秋天，在北京的園博園和頤和園將近2個月的展期內，大黃鴨吸引到了成千上萬慕名而來的游客，他們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自拍”與“秀圖”。據悉，順帶產生的衍生品銷售、旅游以及餐飲的消費，總收益高達兩億元之巨。今年來到上海，大黃鴨熱度依然不減。盡管從事件的新聞性而言，大黃鴨早就是司空見慣的熟面孔;但是，居然逃脫出了新聞傳播里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金科玉律，依舊煽動起民眾的高漲熱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大黃鴨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大黃鴨的婦孺皆知很大方面歸功于網絡和自媒體。

事實上，大黃鴨造成的轟動與其說是藝術范疇內的現象，毋寧說是傳播學領域的現象。任何媒介對于能夠有效傳播的信息從來都是有所取舍的，有什么樣的新媒介誕生，必然就會有什么樣的新信息被更為有效地傳播。當傳統紙媒無法適應瞬息萬變的時代后，追求零時差有效性與便捷性的網絡媒體和自媒體異軍突起。當紙媒總在追求的深度模式已經不適用于徒有其表、欠缺內涵的大黃鴨時，網絡媒體和自媒體自然而然地接管了傳播陣地，以最快速、最易懂的方式把這個卡通形象大規模地投放給公眾。從藝術的類別來說，較之相對傳統的架上繪畫與攝影等表現手法，以大黃鴨等裝置藝術為首的公共藝術更具有與觀眾的互動性。簡言之，三維立體的裝置藝術比之二維平面的傳統藝術，它的優勢不言而喻。更豐富的立體效果，更多樣的拍攝選景，也讓觀眾有更多與它合影自拍的機會，并且最終上傳到網絡與自媒體。

不必諱言，如今欣賞藝術作品已經不再停留在“我看見”的層面，而是移步到了“我合影”的層面。僅僅只是看見，無異于錦衣夜行，重要的是如何讓別人看見“我看見”了，并且用“我合影”的方式實現自我對于藝術作品短暫的“虛擬擁有”，最終達到非物質層面上的炫富效果。因此，網絡與自媒體當道的時代，催生了不厭其煩地癡迷于自拍與秀圖的青年亞文化。正因如此，公共藝術才在傳播領域汲取了強大的生命力。這也正是公共藝術如此風靡的原因所在。

大黃鴨受歡迎背后的公共藝術

然而，擁有“公共藝術”之名并不代表大黃鴨具備“公共藝術”之實。首先，公共藝術的社會性土壤是公民社會，藝術作品植根于它與公共空間、公眾審美的社會性關聯。倘無這些，那么它充其量不過只是景觀而已，是一種將藝術作品景觀化并且以此牟利的伎倆。在西方，公共藝術項目的立項完全取決于公民需求，公民既有權集體決定它是否應當存在于公共空間內，也有權決定是否移除已有的公共藝術。其次，公共藝術的資金來源多為公益性文化基金或建設開發資金，并且本身是非盈利的。在西方，任何建設項目，不論是國家建設，抑或是企業建設，必須要撥出總投資經費的3%左右投入到公共藝術的制作上。因此，可以說，通常所見的公共藝術并不能淺薄地理解為只是在公共空間中存在的藝術作品。實際上，它的本質是由民意決定、藝術家創作與第三方出資所構成的非盈利公共藝術項目。

至于在中國，情況則大為不同。民意的缺失往往使得公共藝術淪為第三方出資買斷藝術家作品，并且侵入到公共空間之中牟取盈利。或者說，如同大黃鴨之類的所謂“公共藝術”，既不民治，也不民有，更不民享，它賜予民眾的僅是自拍與秀圖的非物質炫富機會，并且以此實現猶如禽流感一般的病毒式傳播效應，從而不斷加大它潛在的商機。當然，就如一切資本社會奉行的法則那樣，這些商機與它的實際創造者幾乎也是從來就沒有關系的。

小小的“大黃鴨”如此受歡迎的背后其實也包含著社會因素、經濟因素，雖不知下一個“大黃鴨”何時到來，但隨著公共藝術的概念進入人們視野，公共藝術的價值和作用是不會永久被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