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以來，反民粹主義似乎成了一種時髦，民粹主義似乎讓很多追求市場、法治的人士恐懼。粗略地觀察，大約有這么四類人士比較熱衷于反對民粹主義者：

第一類，一些為市場體制辯護的著名經濟學家。他們致力于在中國建立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市場體制，這個市場體制的一個重要制度保證是小政府。他們擔心，民粹主義將會破壞這樣的市場化過程。他們也擔心，民粹主義鼓勵民眾要求進行大規模再分配，會帶來強政府。

第二類，一些年紀稍大，經歷過文革的人士。這些人通常信奉李澤厚、劉再復于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告別革命論”。他們相信，20世紀中國的災難就源于激進革命，而民粹主義必然通往這種激進革命，文革也被他們解讀為一場民粹主義運動。要避免激進，就要反對民粹主義。

第三類，一些主張司法職業化的法學界人士，也對民粹主義警惕有加。近些年，公眾通過輿論，對一些變成公共事件的司法案件予以深度關注，包括對于法院的明顯不公、不合理的判決，表達了強烈批評意見。這這種現象被一些法學家稱為“民意審判”，解讀為民粹主義。

第四類，一些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也受上述思想、學界人物的影響，利用各種機會表達反民粹主義的立場。他們以現代西方成熟民主體制中的意見表達和政治運作為范本，相信現代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理性、平和的。他們也相信，這樣的制度只能通過理性、建設性的方式建成，而民粹主義充滿了激情，是非理性的，非建設性的，很可能造成巨大的混亂。因此，有知識分子斷言，民粹主義是社會最大的敵人。

應當說，導致上述人士反對民粹主義的社會現象，確實是存在的。比如，民眾確實要求政府增加民生投入，縮小貧富差距。民眾、輿論也確實對于司法的腐敗和不公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在有些時候，民眾也確實以暴力來反抗政府的強制拆遷。在有些地方也確實發生了群體性事件，這些群體性事件中當然不乏暴力。

所有這些現象是否可被稱為民粹主義?這涉及民粹主義的界定問題，暫且不去管它。這些現象也確實算不上健全，學者、專家、知識分子表示反對，似乎有一定道理。但這樣一反對，問題就解決了嗎?

其實，上面所引“民粹主義是社會最大的敵人”的那條微博，緊接著就有這樣的論述：“頗有理。最近一直在想：何以民粹會興起?我以為主要是社會不公正造成的，嚴重的社會不公產生怨恨情緒，產生對財富和權力的仇恨，乃至對理性和社會規則的破壞欲望，不公是民粹的土壤，而最怕的是民粹和極端民族主義合流。”

反對民粹主義的人們也承認，嚴重的社會不公讓人們產生了怨恨，這是民粹主義的根源。但一轉臉，他們把民粹主義又當成了最大的敵人。這真是奇怪的邏輯。不錯，中國社會的部分底層民眾，目前確有怨恨情緒，那是因為，他們遭到了不公平的對待。施加這種不公平的主體就是人們經常談論的“權貴資本主義”，這套體制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不理性、不講規則的，他們迷信金錢和暴力，并且毫不猶豫地對弱者濫施暴力。對此，民眾產生憤怒情緒，是再正常不過的。面對這樣的憤怒，正確的做法是打破權貴資本主義體制，限制其對民眾權益的剝奪。

以再分配為例，當下中國存在著嚴重的分配不公，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民眾要求進行再分配，就是完全正常的。尤其是，如果經濟學家根本不能說服政府降低民眾稅收負擔，那么，要求政府在給定的財政收入中，拿出更大比例用于改善中低收入民眾的生活，就是完全正當的。

再以司法為例，法學家聲稱，民意審判損害了司法的權威。問題是，中國的司法機構何曾有過令人尊敬的權威?真正妨礙司法獨立的因素顯然不是輿論，而是不合理的司法制度及相關聯制度。正是由于這些制度扭曲，法院經常做出不合理判決，不少法官深陷腐敗泥潭而枉法判案。對此，民眾、輿論當然有理由提出批評。事實上，在司法不獨立的制度背景下，民眾的批評有助于那些追求司法正義的法官擴大自己的獨立空間。

當然，毫無疑問，當下民意之表達確實有情緒化色彩，個案中輿論未必合理，民眾關于再分配的呼聲也未必合乎優良市場制度之原理。但是，表達自己的意見，發出自己的呼聲，乃是民眾的自然權利。學者、專家、知識分子沒有任何理由蔑視這些意見、訴求，或者隨手貼上一個標簽，予以痛斥。這本身才是不理性的。

所謂的理性、建設性，只能是精英的自我約束，而不能將其變成一個蔑視民眾的借口。

具體說來，思想、學術界的責任就是傾聽民眾的呼聲，面向民眾意見所指向的現實，按照自己的專業訓練，發現造成民眾不滿的問題所在，理性地探尋建設性地解決該問題的方案，進而通過政治過程，推動政府改變政策，或者變革制度，從而緩解民眾之憤怒、怨恨。

總之，如果你恐懼民粹主義，那就去解決造成民粹主義的制度問題。即便民粹主義確實是個問題，它也只是果而不是因。作出一副民眾皆醉我獨醒的姿態斥責民眾的膚淺、不理性，看起來清高，實則是在逃避自己的責任。虛妄的民粹主義恐懼癥最為糟糕的結果是，市場、法治的訴求與民眾的切身感受脫節，變成知識分子的概念游戲，而喪失實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