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3月23日到5月13日，短短的50天內，全國發生了6起針對校園的血腥事件。一場聲勢浩大的校園保衛戰也隨之展開。

最近幾天里，我一直在跟同行和朋友們交流、探討，到底是什么因素引發了這一系列濫殺無辜的暴力犯罪?這些以極端手段向弱勢群體下毒手、拉人墊背的行兇者，究竟是什么樣的人?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轉型期的社會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家庭或單位支持系統“離散”，以及社會心理危機干預機制的缺失，都有可能導致因不良情緒無法宣泄而大量積聚在個體身上的挫敗感轉化成仇恨，并泛化地指向社會。這種“外罰性反應”(與此相對的為“內罰性反應”，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自殺)沒有特別的針對性——受害者都是不特定的人，且與施害者毫無瓜葛;他們只是被施害者當做他心目中“社會”的一部分，進而成為后者發泄私憤、報復社會的具體對象。這一現象，社會學也稱之為“憤怒的漂移”。

這幾年里越來越頻繁地見諸報端的名詞——性格障礙、人格缺陷、精神障礙、病態人格、心理變態、精神分裂癥……伴隨著馬加爵、邱興華、趙承熙等瘋狂殺人事件的發生，已更為人們所關注。有心理學家推斷馬、邱、趙很可能患有精神病，把精神病人殺人現象稱為“瘋劫”，并總結其特點是偶然、公開、殘酷、特立獨行、情感冷漠、濫殺無辜，但這同時也招來了“有病推定”和“泛精神病化”的指責，且為輿論所不容(被眾多網民謾罵)。

說來有點兒不可思議：盡管精神病學是第一個醫學專科，可迄今為止人類對精神病的認識還相當有限。在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間，并沒有找到一個清晰的界限;而中間的一段灰色地帶，長期以來也頗多爭議。對醫生來講，精神治療可謂是“最困難的病例”，這一領域的“諱疾忌醫”現象也最為明顯。

其實，早在1972年，美國存在心理學家羅洛·梅就在其探討美國社會和個人暴力問題的一部專著中，闡述了“焦慮時代”人的困境以及有可能引發的危險。他從社會中的“無力感”出發，認為當“無力感”導致冷漠，而人的“意義感”受到壓抑時，就會爆發不可控制的攻擊。這與現今心理學家所指，當生活與精神困境所引發的挫折感長期得不到消解，就會導致心靈扭曲，形成精神疾病(反社會型人格障礙、抑郁癥、精神病等)，乃至出現過激的“挫折攻擊反應”，其心理根源實際上是一致的。

草成此文之時，看到報道《富士康5個月現“十連跳”》，又吃了一驚。這類“內罰性反應”如此密集地在一個企業里呈現，足見其心理空間之狹隘與惡劣。值得警惕的是，這些連續的跳樓事件與頻發的校園血案，都與社會轉型下的絕望有關，也都有其潛在的傳染性(誘發模仿行為，而且防不勝防)。我們這個社會，如何建立一個有效的人文關懷和社會心理危機干預機制，營造一個和諧、良性的心理空間與精神家園，維護公平、正義，已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