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季新春到，外出務工人員紛紛踏上歸途，趕在年關與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幸福團聚。爸爸媽媽回家過年，是所有“留守兒童”最期待的事。然而在建德市下涯鎮，因為大批農民外出闖蕩，以種草莓為生，春節前后又是草莓上市的時節，所以外出的人基本上不會回家。下涯鎮的大多數孩子，只能在對父母的思念中孤獨地迎來新年。

這些獨自長大的孩子，過得好嗎?

13歲女孩已獨自生活五年

早春2月的傍晚，和煦的陽光灑在建德市下涯鎮下涯小學的操場上。

雖然已過放學的時間，錢群艷還在操場上跳皮筋。長長的辮子隨著她的跳躍在空中飛舞，兩個臉蛋通紅。

陳群艷今年13歲，就讀于下涯小學六年級，她和另外200多名孩子一樣，是住校生。他們的父母大都是鎮上外出務工的莓農。

“本來說好今年讓我去廣州過年的，但是爸爸說火車太擠了，又買不到票。”陳群艷告訴記者，父母從她讀四年級的時候開始去廣州種草莓，之前還在江西打過工。這個即將到來的春節是第五個沒有爸爸媽媽作陪的新年。“我都是到桐廬的大伯家過的年。”她說的桐廬，距離她家有五六十公里。

陳群艷還有個弟弟，跟她遠在江西的爺爺奶奶住。因此，今年是她自己一個人在下涯生活的第五年。

用200元壓歲錢自己買新衣

陳群艷的家距離學校有六七公里。平時她住在學校里，周末或者放假，她就一個人回到簡陋的農舍里看家。

“隔壁有個老爺爺會照看我。”陳群艷父母出門前把她托付給70多歲的鄰居老人照顧。離開前，他們除了備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外，還特意給她留下一缸大米，到現在都還沒有吃完。“牙膏用完了，就去跟爺爺要錢去買。”現在，隔壁的老大爺就是她的“代理家長”。

陳群艷從小就懂得該怎樣花錢。每年她都會收到父母給的200元壓歲錢。每次有了壓歲錢，她就自己跑去新安江(市政府所在地)的商店里買件新衣服，剩下的錢就買點本子和筆，還有一些日用品。

但是，在飲食上，陳群艷還是不太會照顧自己。5年里，她曾經生過兩次病，還有一次直接打了點滴。“醫生說我有腸胃炎，是吃壞肚子害的。我喜歡吃零食。”陳群艷說，其實還有很多次，胃痛的時候她都忍著沒去學校附近的衛生院。只有在實在無法忍痛的時候，她才讓同寢室的好朋友陪她去看醫生。每次去衛生院看病她都是打的欠條，***媽和醫生認識。

爸媽回家過年比賺錢更重要

“希望爸爸媽媽在外面賺錢，還是回來跟你一起過年?”面對記者的提問，陳群艷陷入了兩難的選擇。她看了看墻角，想了片刻。“我也說不清楚。”

上周，陳群艷接到媽媽從廣州打來的電話。媽媽的電話一般兩周打來一次。自從能通電話，陳群艷就沒有給父母寫過信，她說，她不知道爸爸媽媽工作的地址。村里的人告訴記者，種草莓的人在一處呆不久，往往一年換一個地方。

“她說今年不回來過年了，問問我的學習怎么樣，叫我注意身體。”陳群艷告訴記者，她已經習慣了，爸爸媽媽回不回來過年，都變得“無所謂”。但過了一會她又說：“他們在外面種草莓很辛苦，但我也希望他們能回家來過年。”陳群艷的眼圈紅了。

在下涯小學1078名學生中，像陳群艷這樣巴望著父母回家過年的留守兒童占了70%。

1/4留守兒童的父母不回家過年

調查

同村13歲的肖家林，是陳群艷班里的班長。在他9歲的時候，父母外出，現在在福建種草莓。在他的記憶里，父母很多年沒回來過春節了。

上月肖家林得知父母今年春節不回家，他照例要跟奶奶和姑姑過年。前年他搬進一幢三層樓的新家，但也是這幢房子，讓他的父母不但花光了多年的積蓄，還背負了六七萬元的債務。“爸爸媽媽最好又能賺錢又能回家過年”的日子，是肖家林所希望的，但他自己都不知這樣的日子要等多久。

“像陳群艷、肖家林這樣的留守兒童占學校總人數70%左右。而因父母外出不能陪伴過年的留守兒童，以六年級一個班為例，40個學生里就有15個，全校來看占到1/4。”下涯小學副校長唐遠勝談到“留守兒童”這個“老大難”問題時，臉色變得凝重，“那么多孩子連過年的時候都見不著父母，平時家長對孩子的關愛之少可想而知。”

下涯是建德有名的草莓種植地。最近幾年，本地草莓市場漸趨飽和，莓農們開始走出家門，遠赴福建、湖南、廣東等地種植草莓。年關將至，正好是草莓生意旺季，也是外出種草莓的下涯人最忙碌的時候，他們基本上不會回鄉。相比其他村鎮，下涯的留守兒童在春節的時候心情更低落。

“隔代教育”代替不了父母

青壯年外出種草莓，留在家里的除了孩子就是老人。當地一份調查數據顯示，留守兒童由祖輩代為照顧的高達96%。

“我哪里管得住他呀?小孩調皮，不聽我的話。”采訪中，常常遇到老人這樣抱怨自己的孫輩。建德市教育局副局長邵益娟說，祖輩“代理家長”，往往有兩個問題，一是祖輩過分溺愛，二是不會教育。這樣的情況不僅在下涯出現，在大同、航頭等建德其他留守兒童較多的鄉村也比比皆是。“這些祖輩們多數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文盲或半文盲的比例高，導致他們不但無法在學習上給予孫輩幫助和輔導，而且溝通也存在障礙。”

盡管教育部門想了很多辦法，但邵益娟仍感覺力不從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師，父母常年不在身邊，留守兒童的教育就會出現斷層。這個斷層只能由留守兒童的父母來填補。”

孤獨生活影響心理健康

這些獨自長大的孩子，心理負擔也比普通孩子沉重。孤獨以及生活的壓力，讓他們很容易出現行為偏差。記者了解到，在學校的“難管生”中，80%以上都是留守兒童，其中又包含貧困學生，有的甚至還是單親或破碎家庭，“留守兒童的情況非常復雜”。

性格內向，不愛說話，膽怯害羞，這是采訪結束后留守兒童給記者留下的印象。一位老師告訴記者，她的班級里有一個男同學很“奇怪”，母親離家出走后他就開始仇恨女人，對班里的女同學特別兇。父親又常年在外務工。曾有段時間因為沒人管，他還寄宿在同學家里。

“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狀況跟一個家庭情況緊密相關。”這位老師說，與有父母陪伴的孩子相比較，留守兒童看起來年齡相差不多，但心態卻不一樣。主要出現兩種極端，一種是小孩子很聽話，所謂的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另一種是小孩子很容易學壞，脫離校園后“游蕩”在社會上。

留守兒童渴望社會關愛

同學之愛、師生之愛、祖孫之愛，都無法代替父母之愛。但是，由于父母長期不在身邊，孩子們對父母之愛的感受正在淡化。

采訪中，一個男同學告訴記者，不開心的時候他會找一個沒人的地方大喊，另一個女學生則說自己會偷偷地哭。在建德，一些教育工作者除了承擔文化教育和知識傳授外，開始對留守兒童給予特殊關注，教師與留守兒童一對一結對幫扶，學校也建立了心理輔導站，盡量為留守兒童開通情感排解和傾訴的渠道。

為保障每個留守兒童受教育的權利，建德市要求每一個在校留守兒童，都必須在所在地出示在校就讀證明。目前，這個證明回收數據顯示，該市留守兒童的在校率達到100%。

另外，當地每個學校還專門為留守兒童建立檔案。檔案內詳細記錄了留守兒童家長和代理家長的聯系方式，以便學校能在第一時間跟學生家長取得聯系。邵益娟說，特別是種草莓和養蜂的外出務工人員，流動性很高，為他們的孩子建立檔案，至少可以保證一旦孩子出了狀況能找到一個相對固定的代理人。

但是，“代理家長”在法律上的責權定位也有待明晰。邵益娟期望，能有一種社會制度保障留守兒童的權利，或者有相應的自愿者救助方式出現，“留守兒童是一個弱勢群體，關心他們也需要一個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