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上大學后因為相貌、經濟方面原因受到很多人的嘲笑與歧視，加之性格內向，不愛與人交談，遇到什么事都愛憋在心里，時間長了以后，便產生了特別強烈的抑郁感與自卑心理。經常呆在寢室里發呆，也經常藏在被窩里掉眼淚，嚴重到了一天只吃一頓飯，晚上才敢出去的境地。同時，成績也一落千丈，甚至考試都不敢去了。白天遇見人時也從來不敢抬頭，但還是逃不掉別人的歧視與取笑。想到無法面對家人時便極度自責與怨恨，對取笑我的人產生了極度的憤恨心理，只能在痛苦與怨恨的伴隨下度過每一天。到后來嚴重到感覺所有人看我的眼神、與我交談時的表情都是在取笑我。”

在曾世杰向法院提交的個人陳述中，有這樣一段內心自述。

在北京工商大學教授林永和看來，“(曾世杰)心理再扭曲，如果心中有法的自我約束，也不至于動刀殺人。”

林永和兼任北京市高校學生心理素質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和全國大學生心理咨詢研究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他認為，首先應該從法律角度探討曾世杰案，人人都應該知法、懂法、守法。曾世杰殺人，首先應該承擔法律責任，其次才是心理問題。

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臨床心理科主治醫師余志書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進入大學以后“精英”很多，相對而言曾世杰不再像以前那樣優秀。其實對于很多大學生來說都面臨一個“再適應”的過程，現在看來，曾世杰在這個環節上出現了問題，他的心理不是很健康。現在有的父母對子女的身體和心理健康缺乏關注，有些大學生比較孤傲，自視很高，但實際上處處依賴別人，這樣的人一旦面臨挫折，很容易發生問題。

“一個好學生變成了罪犯，這是誰都不愿看到的事實。”在西南交通大學心理研究與咨詢中心主任寧維衛看來，如果曾世杰能良心發現自我悔改，如果同學稍微留意他的憤怒予以疏導，如果有關部門更加重視他的網絡殺人威脅，也許不會有這樣的結果。

“這是一個心理問題導致的殺人事件，只是極端個案，不能代表大學生整個群體，但也折射出大學生的心理問題、心理教育必須得到關注與重視。”寧維衛說。

他對曾世杰案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和其他大學生一樣，曾世杰也經歷了青年心理成長的相應過程，期待過，努力過，困惑過，所出現的心理問題并不‘出格’，屬于‘成長中的煩惱’。曾世杰也曾輝煌過，以609分的分數考入大學;也曾在大學立下志向，學習積極刻苦，認真努力，追求上進。是什么原因讓他蛻變?不良的自我意識是阻礙他發展的大敵。一個出身貧寒的學子，希望出人頭地，但他沒有協調好自我期待與現實的矛盾。”

“從這個慘痛案例中，我們獲得了深刻教訓與啟示。”寧維衛說，從法律上講，大學生已是成年，要學會擔當，肩負社會的責任。但從心理學角度，他們仍是青年，在心理和社會發展方面，遠未成熟，還需要學習與訓練。這是心理問題層出不窮的階段，在學習、情感、交往、社會適應、價值觀確立等諸多方面均存在種種困惑，這也是自我探索的關鍵期，自我仍在分裂與矛盾，這個時期的重要人生發展任務是自我統一。

寧維衛特別強調，貧困不是造成大學生犯罪的唯一或決定性因素，對貧困大學生更要在心靈層面上予以關懷，幫助他們循著自尊、自強和自立的人生道路前進。“挫折是金”，絕大多數青年在經歷了人生種種挫折后，能重新整合自我，確定人生目標，以積極姿態邁入成年期。這需要個體、家庭、學校與社會的積極互動。

寧維衛表示，太過自我，缺乏責任心和抗挫能力等表現，在大學生群體中并不鮮見。“小的心理問題也可變成頑疾，導致不健康的心態。當心理問題升格為反社會的敵意，傷害了他人的利益甚至生命，就會觸犯法律。”

在寧維衛看來，在大學生中普及心理健康觀、心理健康知識十分必要。在激烈競爭的社會，壓力會越來越大，挫折如影隨形，增強抗挫能力應成為現代大學生的必要訓練。要重視大學適應性教育，特別是從高中向大學的轉變過程，讓學生和家長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

他還建議大學建立有效的心理危機干預機制。“要真正做到每一個師生員工都是‘潛在心理教育者’，充分發揮各種積極力量，特別是學生心理骨干的作用。”